孔、孟的慈善思想介绍

作为儒家的代表，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是以维护封建礼制为出发点的，但浏览《论语》《孟子》以及《孔子家语》等书，却不难发现二人的学说中蕴含着大量的慈善思想。

“仁”是孔孟儒家的核心。 孔子说“为政以德”，又说“仁者爱人”，可见他不但把“仁”作为统治者为政的要求，更揭示出人与人之间也需要相互关爱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孔子还将“尚仁爱”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最终为儒家慈善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继孔子之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仁”的学说，进一步把“仁政”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孟子的“仁”学观念虽来源于孔子，但他并未墨守成规，而是透过“仁政”的政治学层面，将其扩而大之，重新做了民生主义上的诠释，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中的慈善成分。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还举例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在孟子看来所有仁爱之行、慈善之举都是人的本能，因此，人们的恻隐之心这一内心情感也就被孟子直接升华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并逐渐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情感奠定了儒家慈善思想的基调。

与民间社会的互助伦理相比，孔孟儒家的“重民思想”则更加凸显政治角度的慈善需求。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到春秋时期，敬畏民心、注重民生的思想在典籍中屡见不鲜。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而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更是从“得天下”的政治高度劝诫“为政者”接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他认为采取“与之聚之”的惠民举措，予民众以福利，使“民之归仁也, 犹水之就下”，才能赢得天下。孔孟都着力提倡“民为邦本”的思想，在实践上主张“惠民”，而这也应当看作儒家慈善观的又一重要内容。

除了“仁”的思想和劝诫为政者“重民”之外，孔孟思想中的“大同思想”及其“义利观”也是儒家慈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礼记·礼运》记载, 孔子在他所设想的人类最为理想的社会“大同世界”里,特别提到了要周到地关怀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群,要给予他们以温暖和体贴,使他们生活幸福。孔子是这样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孔子所构想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人们不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不只关心一己的福祉,更关爱天下所有的人,特别是关注与照顾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可怜人,亦即要让那些“矜、寡、孤、独、废”者,都要生活幸福,即“皆有所养”。从这里不难看出孔子对弱者的挂怀, 对生活中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以及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能分享生活的扶困济弱的努力。孔子认为在安定和谐的社会里，人们无贫富差别，则“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孟子则主张社会个体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与孔子的“大同”之说前后呼应，共同构成了儒家大同思想的精华。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后世举办慈善事业影响深远，许多乐善好施者即多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扶危济困。在社会理想中以“大同”为期许的孔孟儒家，在义与利的选择上，也必然会取义而舍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孟子对于义的重视程度比孔子更甚：“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受孔孟义利观的影响，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不慕虚名，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