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德·世遗：中国“世遗”数量世界第一 保护也要第一
编者按：
近日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表决，同意将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遗产。而此前一天，青海可可西里也获评世界遗产。至此，中国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和意大利并列第一。在我国首批世界遗产诞生30周年之际，在连续多年申遗成功的光环之下，这次国人在欣喜之余，也更多了一分对“世遗”的淡定从容和理性思考。现，摘要简陈如下：
2016年12月1日航拍的可可西里一角
“世遗”是什么？
“申遗成功”热闹刷屏，但依然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类型，但并不是一回事。
“世遗”全称“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文化景观。在今年中国“申遗”成功的项目中，青海可可西里申请了“自然遗产”，福建鼓浪屿则申请了“文化遗产”，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要求而进行边界调整的武夷山则属于“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通常所说的“非遗”，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苏绣、昆曲、皮影戏等38项。
厦门鼓浪屿
旅游开发是“世遗”最大的威胁
对世界遗产进行过度的旅游开发，与遗产的保护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似乎只看中了“世界遗产”背后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但忘了同时也要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来开展保护。
由于申遗前期投入巨大，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就曾说过：“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过分进行商业开发，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在2007年，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庐山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专家来检查他们就把索道拆掉，入了遗产后马上又建起。”已有六百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三次坍塌，日益增多的游客是造成古城墙难以承受之重的主要原因。而被视为“中华瑰宝”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因旅游人数倍增，加速了壁画氧化。
丽江古城在1997年就成为世界遗产，但如今却被指商业开发过度
“世遗”商业化未必是坏事
在“申遗成功”的欢呼声中，同样有质疑的声音。尤其是多年来饱受诟病的商业化发展，但多年来的案例证明，商业化带来的综合效益同样不可忽视。
世界遗产的保护，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能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商业化提供了一种更加具有活力和人性化的方式，其传播效果也更为明显，通过商业化运作能更加人性化地传承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商业化还能为其保护提供资金，不仅让维护和修缮的费用有了保障，也促进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能作用于世界遗产的保护，还能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的收益，更直接地激发他们保护世界遗产的自觉性，促进保护的良性循环。
比如故宫。故宫于1987年入选“世界遗产”，近年来，这项象征封建政权的文化遗产借助新媒体和电商“奉旨卖萌”，将中国古典艺术品移植到生活中，不仅带来经济效益，也挖掘了知识普及和文化教育的更多可能性。“故宫淘宝”更是吸引了70+万的粉丝，在互动中卖萌、卖产品。同时，2016年由中央电视台出品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全网播放量破千万，也为故宫文化的宣传创造了新纪录。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古镇妻笼宿因为居民的抗争保存下来，日本政府也开始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
“世遗”不该是摇钱树
地方政府不要把申遗当作是对旅游开发的前期投资，申遗还是应该不忘初心，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后代看护大自然的恩赐和祖先的财产，而不是为了商业开发。这次可可西里申遗，就明确是为了保护而非发展旅游，是在青藏高原上为藏羚羊保住家园。
而且，如果按照规定严格保护世界遗产，并限制商业开发，申遗很大可能是一项“亏本”的买卖。2008年，英国就曾宣布暂停申遗，这与当时工党的执政理念有关，也与当时英国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不无关系。普华永道撰写的报告显示：英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需要花费40万英镑，平均每年用于维护的花销也在15万英镑左右。而世界遗产地位给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被夸大了，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游客意识到这种地位或者是被这种地位所吸引才来参观游览的。
而申遗又是一座十分难走的独木桥，所以在日本，有人就觉得与其花钱申遗，不如把这钱花在文物保护上。日本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旅游胜地，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
故宫
勿忘申请“世遗”的“初心”与“远方”
不忘申遗“初心”，就是不忘保护的初衷，就是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一部申遗史，也是对世界遗产价值认识不断深化、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１９８５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申遗推动了《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催生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准则”。从“文化遗产日”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无保护不申遗”的社会共识逐渐深入人心。此次可可西里申遗，就提出“像爱护我们的眼睛、呵护我们的皮肤一样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不久前，鼓浪屿景区日最大承载量下调为５万人次，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加大保护力度。
保护是为了永续传承，让世界遗产不断焕发文明的生机活力。以此鉴照，“申遗热”中也有问题，有隐患。丽江古城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连续被盗，有的地方一旦申遗成功就让门票价格“一飞冲天”，凡此种种，折射出“重申报、轻管理”现象，反映了一些人的急功近利心态。相比损害文化遗产的“明火”，这股子“虚火”危害也不小，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
有人曾自豪地说：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一张白纸”，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经历近４０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魅力深刻影响国际影响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遗产保护的“远方”，就在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文明魅力之中。唯有“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曾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在可可西里远望藏羚羊迁徙，鼓浪屿上倾听琴声悠悠，西湖之畔静赏接天莲叶，漫步西递宏村感受“画中乡村”……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录，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古朴优雅的中国，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将来，这个名录还会不断丰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中，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精神滋养，带给世界更多精彩与感动。
平遥古城
“世遗”数量是不是第一 并不重要
伴随着这些年的申遗热，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15年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名列世界第一。不过，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
据《世界遗产》杂志的报道，2003到2013年，金砖国家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都做了7年的委员国，巴西做了4年。其中申报遗产最积极的是中国，申报了17项，高于印度的12项。中国每次大会的阵容也最为庞大，平均为29人，遥遥领先于其他代表团，位列其后的南非和俄罗斯为20人。
但是，在正式大会上就申报议题发言的次数上，印度最多，平均每届22.6次，中国是12.4次，仅比南非的11.1次高。 中国申报成功的遗产数量最多，兴师动众来的人数最多，发言次数却非常少，对大会事务并不积极介入。给其他国家的观感就是：只追求数量，而不参与国际遗产事务。
其实，申遗不是奥运会，第一还是第二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好人类文明的硕果。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会消失。正如著名的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机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所尊崇的信条那样：“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
截止至2015年中国《世界遗产名录》，除此之外还有2016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和湖北神农架，以及刚刚入选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
中国“世遗”数量世界第一 保护也要第一
中国以52处世界遗产而成为世界第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保护人类文明，传承民族历史，都要求我们还要力争另一个“世界第一”：保护的力度、水平也要早日成为世界第一。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数十年来的漫漫申遗路，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来看也是一条绝佳的公众教育、科普路。曾几何时，一些地方过分看重申遗经济和门票收入，今天“无保护不申遗”的理念已更加深入人心。比如此次可可西里申报世遗，就明确提出是为了保护而非发展旅游，“像爱护我们的眼睛、呵护我们的皮肤一样保护好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而鼓浪屿在申遗成功后，厦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表示，申遗不是最终目的，未来将坚持严格保护、坚持依法管理、坚持永续发展、坚持成果共享。不久前，鼓浪屿景区日最大承载量进一步下调为5万人次，既是为了提升旅游体验，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对申遗的态度转变。
申遗成功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活化使用，还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用科技、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使之形成可持续发展。当然，世界遗产也不能不开发，教条式地封闭起来，养在深闺人未识，并非申遗的目的。在开发与保护中做好平衡，形成良性循环，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素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对此，我国已作出很多有益尝试：故宫限流已形成常态化、敦煌莫高窟推出全息投影、丽江将控制业态限制商业……与此同时，还要看到与其他世遗大国相比，我国的保护工作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足。比如意大利文保的专业技术和人才储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长期贯彻的保护理念与法律，让很多历史保护区域与几百年前的景象相差无几。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