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德视界：透过文学看中国传统文人精神
编者按：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生价值观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感悟等。那么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人精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期善德视界，将透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解读，向您揭示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五个主体。
一、中国文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高度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屈原、孔子，到曹雪芹，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他们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
既然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建功立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废书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理想，《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构成了缤纷、深沉的情感想象世界，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黑暗。《离骚》把毫无羁绊和极富多义性的浪漫想象与最为深沉炽热的个体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追求，最完满地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虽然隐晦之至，但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哀伤与慨叹。陶渊明对“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绘，绝不是安享超然世外的天堂仙境，而是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表达他内心对上层社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虚伪的鄙视。
除了强调以道自任之外，中国文化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人们追求内在人格的圆满，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在困难挫折面前不屈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威逼利诱面前，能够舍生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道义高于生命，精神的超越高于物质的实体。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使中华文明历经外忧内患却始终保持旺盛发展。
二、中国文人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忧患意识
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这条以孔孟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的是忧患意识应该成为人生存所必须的重要的思想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临览景，尽收眼底，毕呈笔端，景之喜景之悲各极其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并非在于其写景之妙，而是因为所写之悲景喜景，目的是为了铺垫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身处北宋积贫积弱的景况之下，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唱出了广大士大夫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一经道出，便感动激励了无数后人。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蕴涵其中的是一脉相承的积极进取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扩展为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即使是早期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由这样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自觉的主体精神出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皇权的抗争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如明清的小说多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敢对佛祖揶揄嘲弄，即使失败后仍保持傲骨，这样的故事内容体现着作者本人的忧患意识和主体精神。
三、中国文人有“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考，展现的是高蹈旷达的人生之姿
由于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因此古代文学体现出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无论是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进取精神，还是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之思，强调的是现世之谋略而非幽玄之沉思。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学不从本体意义上去思考人生和宇宙，从老庄开始，对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就保持高度的珍爱与肯定。“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玄学思潮。内在人格的觉醒，使对人作本体建构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色。
魏晋那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这种悠远深沉的人生之思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展现，开一代先声的《古诗十九首》在对日常时世、人事、享乐等的咏叹中，突出的是一种关于人生的思考，这种人生之思构成了其主要声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被钟嵘赞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其中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感喟!“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陆机有“天道新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是同样的哀伤、思绪和音调，共同形成了“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建安风骨的人生之思是与其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核心仍是对人生的执著。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后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正是有这种积极的内容蕴涵其中，才使所谓的人生之思没有流于颓废消沉；也正是这种人生之思的存在，执著的追求才具备了美学深度。而这种人生之思正是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认识到伦理道德、谶纬宿命等规范、标准、交织的虚假，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能对人的存在、价值、意义做本体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貌似玄远的人生思考与上述的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深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洲台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些诗篇中，有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有对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有繁华如烟的无可奈何……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它们为笃实尚用的中国文化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虽然其基调不免是沉重而哀伤的，但是毕竟表露了人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展现的是高蹈旷达的人生之姿。
四、中国文人有“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
中国古代关于人民、国家、统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明确的见诸文字的解说，孟子就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便是告诫统治者应重视人民的地位，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之心处理伦理关系，因此就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梁惠王上》)，而且孟子还将这种仁爱精神从人际道德关系推衍到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爱物”观念。《易传》把孟子“爱物”的思想概括成“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大自然中，以宽厚仁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宋儒张载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一体”之说，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广泛地反映在自诗、骚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绘全家在流亡中，屋破又遭夜雨的狼狈处境，但他推己及人，且有人无己，唱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其爱民之心何等高尚，何等深刻!这是杜甫思想道德境界的体现，是孔子仁爱思想的艺术化。诗人陆游有七律《露望》，写他夜间散步河边，见到商人为争早市、农民为车水灌田而彻夜不眠的景象，于是发出“齐民一饱勤如许，望食官仓每惕然”的感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要求在现实中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但个体融入社会生活的目的并不是封妻荫子，扬名立万，而是出于对国家、人民强烈的热爱之情：“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岑参《送人赴安西》)，“男儿出门志，不独为身谋”(杜荀鹤《秋宿山馆》)。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宝贵的文化精神之一。
这种仁爱精神同样体现在伦理关系中。所谓的“伦理”，即指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既包括家庭关系，也包括社会关系。儒家所谓的“五伦”即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如果说西方文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性特征，那么先秦时期的《诗经》就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包括爱情、友情、亲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人类情感成为古代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商隐《无题》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从“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渭城曲》)，从“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陶潜《和郭主簿》)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慈母吟》)，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它展示出中国文化特有的感性世界，透露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情怀，无疑成为古代文学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五、中国文人有“铁肩担道义”的气质风骨，并会为“道”赋予时代的特征
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学者都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社会的变革往往由他们发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国的“五四”运动等无不如此。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号召力，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社会道义也寄予了厚望。许多文人学者也把“铁肩担道义”当作自己的责任，更把“独以天地精神而往来”当作自己的气质和风骨，努力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在中国历史上把独立人格、自由和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氏集团，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绝唱；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为篡位的朱棣作诏而被诛十族；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以死来抗命清廷的征召，不为满清修史。近代，则有大师王国维，不忍目睹祖国被列强的铁蹄蹂躏而投昆明湖自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作斗争。
孔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文人学者所追求的“道”，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的标准，往往赋予了时代的特征。近代以来，受西方理性自由主义的影响，以民主、自由、共和、博爱等为特征的西方理性文明和以“忠孝”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精神”。近代以来，与时俱进的文人学者在反对专制，探求自由、民主、共和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风骨精神，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前仆后继。一般说来，文人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们在“道”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国民党政党“全能主义”的铁幕下，很少看到文人展现着其刚健的风骨，而鲁迅、粱漱冥和储安平等一些文人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傲骨犹存，尽管是寥落寒星，但毕竟给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自由与民主的一丝光明。严复先生曾说过“国贵自主，人贵自由”。中国近现代著名自由主义者张东荪曾对培育理性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出过高度的评价：“倘使没有这种自由的精神，恐怕就没有实验的科学，不会有进步的观念，不论对于人生的幸福，不论从个人方向，抑或从社会方向，……这个自由主义精神是最可贵的”。（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