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去世 揭“四朝元老”传奇人生
周有光
【人物素描】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
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
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人格品质。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他放弃了本来的专业方向，毅然投入文字改革事业中。近50岁时“半路出家”，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半个世纪以来，周先生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年龄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是否坚持，他就是证明。年过百岁他仍笔耕不辍，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周先生对于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有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推广共同语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还说：“‘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周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普及现代共同语，学校、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一律说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言”制度。他认为，“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 周先生还提出普通话普及的标准，即“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等等。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月14日，周有光先生去世，享年112岁。就在1月12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四朝元老”周有光 百岁后仍然笔耕不辍
周有光，生于1906年1月13日江苏常州，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50岁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之后，他花费三年时间，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58岁以后，他将关注的目光从语言文字学扩大到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上。这位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
百岁后，他仍然笔耕不辍。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2010年，又出版了《朝闻道集》，2011年，他出版了《拾贝集》。
周有光的“错位”人生：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周有光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有光先生却很坦然，他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有光和妻子（资料图）
周有光和“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的相爱经历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叶圣陶曾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周有光回忆他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时说道：
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1946年，三连襟在上海（左起：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
忆连襟沈从文：如果他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有光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连襟沈从文：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然后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边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法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因为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13年做工作，有17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17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当年，他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也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周有光 （资料图）
有幸与爱因斯坦有过两次面谈：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后，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2000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更有幸面见爱因斯坦，这种经历在今天看来，富有传奇色彩。周有光说：“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朋友是在宾州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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