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认识你自己”

钱谷融(摄于2011年3月)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和钱谷融先生在一起，总是特别放松，身心愉悦，如沐春风。我想，这肯定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2016年冬，在北京第九次作代会上，又见钱先生。作为参加这次会议最年长的作家，他频频接受采访。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谈及当下的某些评论，钱先生笑眯眯地吟出杜甫的《绝句》。看我似懂非懂，他说：“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白鹭上青天，离地万里。”我恍然领悟，开心大笑。

我们都喜欢京剧，钱先生喜欢老生，我喜欢花脸；我们也都喜欢自由，无拘无束。临别，求先生送我一句话。他写道——

“认识你自己。”

这正是我16岁时写在日记本扉页上的句子。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

一

钱谷融从小就梦想着当老师。大学时，他再次明确了当教授的理想，收入不错，教课任务也不重，很符合自己的性格。

钱谷融的父亲是私塾老师，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随意，只在读书上要求严格。小时候，钱谷融是一直跟在哥哥身边长大的。

哥哥要上学了，钱谷融还没到上学年龄，但也想跟着哥哥一起去。刚去时很新鲜，老师很和气，还给吃枣子，可是没过两天就不好玩了，因为不自由。钱谷融赖学不想去，父亲先是哄，哄不成就打，说抬也要抬着你去上学！

钱谷融和哥哥读的是《千字文》，小孩子读不懂，老师也不讲解，只是每天教一两句，然后检查背诵。所幸，老师教的书钱谷融都背得出。

在私塾读了一年有余，钱谷融转入了镇上的小学。他开始读小说，四年级就读完了20册木刻版的《三国演义》。

随后，钱谷融对小说产生了极大兴致，《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封神演义》等，都是他在上小学时读的。除了读旧小说，他也看了不少笔记，像《子不语》《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盦随笔》等，并开始喜欢上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名篇。

应该说，《三国演义》是最早对钱谷融产生影响的一本书。看到诸葛亮的死，他就看不下去了，掉了很多眼泪。他最佩服的是高卧隆中的那个诸葛亮，山野散人，自由自在。“三顾茅庐”那一段把孔明先生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写得形神俱足，特别动人。

虽然，钱谷融当时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但从此就种下了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

对钱谷融影响最大的人要算是伍叔傥先生了。当年，他参加了抗战期间首次实行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报考了当时内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这个系是新创办的，第二年才请来了伍叔傥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朱家骅的联襟，性格散漫，喜欢《世说新语》，喜欢魏晋风度，喜欢看英文小说。

伍叔傥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明，担任系主任时，网罗了各方人才，罗根泽、孙世扬、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先后来此任教，老舍先生也被请来作过讲演。

伍叔傥喜欢下馆子，有时也拉钱谷融一同吃饭喝酒。他直率自然，不耐拘束，讨厌虚伪。现在回忆起来，钱谷融觉得，当时无论对于先生的学问，还是精神境界，都有些高深莫测。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气貌，让钱谷融着迷。

“作为伍先生的弟子，我别的没学到，独独对于他懒散、随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刻骨铭心，终于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钱谷融说，四年大学生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可以消磨半天，从来不用心，不做学问。有时候也打桥牌，下象棋。有得玩就不读书了，写文章大都是被逼的，主动写的很少。

1942年毕业后，由伍叔傥介绍，钱谷融去了当时也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后来，交大迁回上海，他也随校来沪。

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钱谷融调至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当了38年讲师，直到1980年才晋升教授。有此同样经历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名师吴小如，他比钱谷融小3岁，在北大当了25年讲师。

二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钱谷融身上，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却成为他牢不可破的习惯。

钱谷融戏称，自己“对这个习惯的忠诚，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论“文学是人学”》却让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了。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参加。学校各级领导多次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求提交论文。

就在这年2月，《论“文学是人学”》问世。如果没有当时“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钱谷融是不一定会写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论“文学是人学”》提出了批评意见。钱谷融有些懊丧。

不久，《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听说了这篇文章，看过之后决定发表。发表的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刊发了消息。

学校同事看到了这则消息，有的为钱谷融高兴，有的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这一天的《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文汇报》的消息背景，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测。

钱谷融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姑妄听之”。他想，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所以也不急于更正《文汇报》报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说他“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认为可以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

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钱谷融的意料，“反右”扩大化愈演愈烈，对于他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

钱谷融之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周扬讲了话，他说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这在后来（周扬被批判）自然也成为钱谷融的罪证之一。

那段岁月，钱谷融上完课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马上过来给学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压抑。但我也看得开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辆三轮车，一家四口吃馆子去。学生们私下里还是对我很好的。”

钱谷融说，自己比较善良，从来没有坏心，很少疾言厉色。可有些学生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全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软弱，容易掉眼泪，受了冤枉很难受。但后来也渐渐释然了。”

钱谷融对批判过自己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宽容态度。他说，宽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我是教师，最爱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长成才。我总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对学生一片赤诚，和蔼亲切。”

因一篇论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钱谷融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年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

“我说文学是人学，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是表现人影响人的，是对人的判断，讲人道主义。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我心怀坦荡。”钱谷融说。

钱谷融认为，治学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须真诚。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以治学为业的人来说，他的为人可能主要就是从他的治学态度上体现出来的。没有对于治学的真诚态度，一个人的学问是不会达到深湛境界的。同时，对于治学的真诚，也意味着不能将其视为手段，当作谋取世俗名誉的途径。

三

在长期挨批的情形之下，钱谷融写就了《〈雷雨〉人物谈》。他说，《雷雨》抓住了他的心，使他产生了很大共鸣，他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为什么要写《〈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本来没想写。1959年，上海演出《雷雨》，他在市里开完会，回家时看到电视里转播《雷雨》的演出实况。“我想肯定会有人批评，等了几天没人批评。我沉不住气了，就自己动笔了。”不过，他没有批评这次演出，只是谈了自己读《雷雨》的感觉。

“我就是凭自己的感受，说自己的话。感觉是真实的，任何理论离开感觉都不行。从感觉出发，提升到理论高度。真正的批评家总应该说自己的真实感情，不会因为私人感情不讲真话。你可以不讲，要讲总要讲真话。”钱谷融写评论，从来是将心比心。他从未离开自己真正的兴趣而违心地赞扬他不喜欢的东西。

写评论如此，读书、选书更是如此。钱谷融看得比较多的是英文原版书，现在经常看的则是《世说新语》。无论中外文学，他都喜欢古典。

钱谷融不喜欢现代文学，“文学要自然地感动别人，要靠艺术打动人心，而不是靠口号标语。”他表示，学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识的掌握；二是能力的培养。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难度也要大一些。一些作品的分析文章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对所评论的作品缺乏一个感受、浸染的过程，把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评价，完全等同于对一般社会历史现象作抽象的思想分析。

作为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对自己的为人与为文看得很轻很淡：“我无能、懒惰，得过且过，从来不刻意追求什么。平日与朋友相处，总是亲切随和，我认为做人必须正直、诚恳，治学必须严谨、踏实。我自知并无多大学问，只是老老实实地知道多少就说多少，决不故弄玄虚，而且力求说自己有真切感受和体会的话，不随声附和。”

即便是小事，钱谷融也不迁就，何况其他。在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的印象中，钱先生的眼睛很厉害，在他面前不可能伪装。“先生是很散淡的人，但是又极有原则。先生的为人是学不来的，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读书人的淡定和自持”

——格非眼中的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与铁凝（左）在第九次作代会上。杨扬摄

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师从钱谷融先生，是其关门弟子之一，著有《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褐色鸟群》等作品。2015年，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格非第一次上课，是在钱先生家里。先生给每个人泡了茶，端上来曲奇饼干，弟子们围着先生，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上课。

格非至今记得钱先生的第一节课，只教了六个字：说有易，说无难。

钱先生进一步解释，说“有”易，我们只要证明它存在就可以说“有”；说“无”难，是因为你的视线毕竟有限，必须找遍了确实没有才能说“无”。

普通的道理，钱先生讲得很严肃。这让格非很早就意识到，做学问必须严谨，有多大证据说多大话。

“钱先生要求做学问要实实在在、清清楚楚，不能哗众取宠，虚张声势。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教育研究生写论文也是这样。他对研究生递交的第一篇论文非常重视，常常会逐字逐句地批改，让学生自己去领会其中的微妙变化和思想表述上的准确性。他认为，写作能力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能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格非回忆，钱先生一直说读书人要像个读书人。他会很客气地待人，但对比较亲近的学生，他有严厉的一面，要求做事写文章，一定要讲规矩，不能胡来，更不能弄虚作假。

毕业时，格非和两位师兄去钱先生家里告别。大师兄说：钱先生，能不能求您一幅墨宝？我想留个纪念。二师兄也说：钱先生，我早就喜欢您的字，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格非一看两位师兄都向先生求字了，也就跟着说：“我也想求先生一幅字。”

钱先生对他们三人说：“你们两个求字，我送；格非我就不给了。他是看你们求字不好意思不说，不是真要。”

这话，钱先生是笑嘻嘻说的，但格非听起来很严肃，他再没敢开口。“先生看穿了我的心思。”钱先生果然没送格非书法，直到现在也没送，尽管格非是他最喜爱的弟子之一。

“他对学问的判断力、做学问的勇气令人敬佩，敢于在那个年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术史上留下重要痕迹，对中国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格非说，钱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漂亮，但确实不多。他理解，先生之所以文章少，是因为他不曲意逢迎，不去为难自己。先生喜欢庄子，《庄子》有“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但是，钱先生尽到了教育家的最大职责，教育学生一方面学术要严谨，一方要有学养，学养未必用文字表现，不是非要发表多少篇论文。

钱先生特别关心学生。格非去清华大学之前，钱先生约他到家里谈心，并问他：“老是看你愁眉不展，为什么那么苦闷？”格非对钱先生倾诉之后，先生说：“你去北京我没什么可送的，就送你八个字：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格非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才慢慢体会到先生的用意。“我想起先生讲的这些话，非常感动。人的境遇很大程度上没法选择，有些一定是改变不了的。这时候心要安定下来。”先生对于曾经遭受的批判或者病痛，就是这样承受的。他不是软弱的人，他教学生对于不可改变的逆境，要以愉快的心情接受。

格非说，钱先生在一般人眼中是一个散淡的人，他的散淡其实不是随随便便、松松垮垮，而是一种读书人的淡定和自持。

人物小传：钱谷融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全国名誉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副会长等。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提出“文学是人学”的主张，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教科书和评论文章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这是不错的，文学作品确实具有这三种作用（或者说性能）。但这三种作用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各自分离的。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决不能离开审美作用而存在，否则，它就丧失了作为文学作品的品格。人们之所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首先并不是为了要获取知识，得到教育，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愉快。”钱谷融认为，真正的艺术作品，是熔知识性、教育性与审美性于一炉，三者水乳交融，互相渗透，不可分拆。而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的总体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能发挥极致，才能把读者带进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去，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升华和满足。

钱谷融表示，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日见淡薄。

钱谷融说：“诗意和美决不是天生的纯客观的东西，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里的人创造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诗意和美。所以单从客观生活方面去找原因是不行的，还得同时从作家的主观方面去进行考虑。”他认为，今天的物质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始终是这个世界的主人。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物质，必将同步前进。这一点，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前景就会显得光明起来，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也阻挡不了我们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奋斗的勇气和决心。这样，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就决不会缺少诗意和美。”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