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 我就是一个搞指挥的

【人物小传】

黄飞立,生于1917年,广东番禺人,著名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指挥系教授、中国指挥专业教育奠基者之一。194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后留校任教。1943年,任福建音专副教授。195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同年回国,进入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创办指挥系。
黄飞立曾担任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茶花女》和舞剧《天鹅湖》《吉赛尔》《鱼美人》乐队指挥，被誉为中国指挥界三大泰斗之一。
2017年2月20日下午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黄飞立

阴差阳错拿起指挥棒

黄飞立的音乐人生充满了偶然性。“我想学长笛,父亲却买来一把小提琴。我想当医生,上帝却说,不,你去搞音乐。”他半开玩笑地讲述着自己的音乐之路,就像当年他明明在中央音乐学院当着好好的管弦乐系主任,却突然被调去创办指挥系,由此搞起了指挥教育事业。

那是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在排演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忽然有一天,时任副院长的吕骥找到黄飞立,问他:“是不是我们也成立一个指挥系?”他答道:“那当然好了!”当时,黄飞立除了负责管弦乐系的工作,还在作曲系教和声课,忙得根本顾不上细想。过了几天,吕骥又问及此事,他老实作答:“将来谁负责这个系,我还没想好。”没想到吕骥当即拍板:“就是你,你就是指挥系主任!”

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的音乐院校设立了指挥系,黄飞立并未专门学过指挥,他只能根据自己留学时搜集的资料,向苏联专家请教,拿出一套教学方案的初稿。随后,他请来郑小瑛、沈武钧、任策帮忙,四个人逐字逐句讨论了一两个月,才最终定稿。没想到的是,等到指挥系正式开学招生,报名者却很少。于是,黄飞立跑到作曲系、钢琴系“挖墙脚”,号召学生转系。他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报名的学生是唐江,后来成了《长征组歌》的首席指挥。

因为这件功绩的缘故,音乐界常将黄飞立誉为中国指挥界三大泰斗之一。可他并不接受这个头衔。“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做了就完了,什么泰斗、大师之类的,都是被人封的。一个人,做事情总有限度,达不到十全十美,没什么可满足、可自夸的。”还有一个头衔,他也从不接受。常有同行称呼他为“黄教授”,每次听到他都会拒绝:“最好别叫我教授,越叫越瘦!现在有很多大师,我可不入流,我就是一个搞指挥的。”

七旬老人带起娃娃团

黄飞立家的客厅,挂着许多他和北京金帆艺术团成员的合影,其中时间最近的一张是2013年夏天拍摄的。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端详着:“这些学生每年都会来看我,有的时候还会带上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就在我家里吃饭,真是很高兴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大部分中小学校的艺术教育还很薄弱,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陶西平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倡导建立学校艺术团体。“陶西平希望通过开展课外活动,加强中学生的美育教育。他曾开会听取音乐界同仁的看法,当时我也应邀出席会议,我非常赞成他的提议。”老人回忆道。

1987年,金帆艺术团成立,这是国内校园第一支成体系的学生艺术团体。艺术团成立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接待从西德来访的中学生乐队。为了应急,年过七旬的黄飞立拿起指挥棒,组织学生们排练起来。“当时我们借用的是人大附中的一个大教室,训练条件不好,学生们坐着没有靠背的长条板凳,使用的乐器也不好。”黄飞立回忆说。谁能想到,当年仓促起家的金帆,如今已成为中学生艺术教育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

身为音乐家,黄飞立深知音乐对一个人提升素养的重要性。“我参加金帆工作20多年了,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金帆没有功利性,只是为了学生们在中学阶段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美育教育。现在看来,在中小学校发展艺术教育的想法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说道。

退休在家建起数据库

黄飞立的家里有两台电脑,原本以为是孩子们用的,没想到老人呵呵一乐:“这是我的,里面有我建的数据库。”说着,他麻利地打开电脑,数个文件夹一字排开,文本、乐谱、照片……每个文件夹里都是一堆电子表格,分门别类标注着具体说明,尽是些乐谱的编号、内容、版本等。“我家里各种资料太多了,像CD就有将近8000张,太多了,找起来很麻烦,所以我就给它们都编了号,然后录入电脑,相当于做一份目录检索,便于查找。”黄飞立说。

仔细浏览,这些老人亲手整理的资料大多输入的是英语。“我的英语,原来听、说、写,都没问题,现在不常用,好多都忘喽。”黄飞立说。听说现在不少古典乐演奏员琴拉得好却不懂英语,他有些吃惊,随即苦笑说:“学西方音乐不学西方语言,有点遗憾啊!”

黄飞立于1948年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留学,有幸跟从音乐大师保罗·亨德米特学习作曲理论。“刚到美国,我受到了作曲界先锋派的影响,也没什么分辨力,慢慢地接触多了,思维修养比以前进步了很多,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老人讲到，他曾被一位老朋友拉去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听一批刚进口的唱片,都是现代派的作品。“第二个作品没听完我俩就出来了。”黄飞立摇了摇头,“一点都不新,那里面的手法我在美国学习时就听过了,不同的只是表现手段更多了而已。”他觉得,这样的现代派有点名不副实,“正规的音乐文化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要有创新,但不是技术创新,首先应该是立意上的创新。做音乐,不能变成玩声音。”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