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功在千秋却被刻意忽视的一代名相

[原标题：管仲 ：法家先驱 首倡以威治民]

管子像

编者按：

管仲一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因其遗著《管子》内容繁杂，思想丰富，其更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可是，就这样一位具有伟大思想和作为的人，因为其理念不符合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自秦汉至清末，不论是其书还是其人，都被刻意的人为“忽略”了。直到民国时期，梁启超提出管子实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之后，其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才逐渐为世人所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研读《管子》？管仲的思想有何闪光之处？管仲的人生又是怎样的呢？此文中，不论是作者的直笔还是学者唐金培先生的解释，虽是简述，却实为管窥豹斑之善文。

管仲纪念馆

人物简介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管子评传》（1909）写道：“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之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认为法治思想的起源在中国的法家。管仲作为春秋时期开明革新人士的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管仲的事迹和言论主要保留在《左传》、《国语》、《管子》以及《史记》之中。

春秋列国地图

奇策治国 尊王攘夷

“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与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金培说，“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

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到管仲时已经很贫困。为了谋生，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俩一起经商。在经商时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从不和管仲计较。

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管仲同鲍叔牙的友谊非常诚挚，他也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不过都没有办成；不但没有办成，反给鲍叔牙造成很多新困难，还不如不办。因此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却不这样看，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朋友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事情所以没有办成，只是由于机会没有成熟罢了。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过：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

齐桓公即位后，急需找到有才干的人来辅佐，因此就准备请鲍叔牙出来任齐相。鲍叔牙诚恳地对齐桓公说：臣是个平庸之辈，现在国君施惠于我，使我如此享受厚育，那是国君的恩赐。若把齐国治理富强，我的能力不行，还得请管仲。

管仲一路恐慌到了齐国，齐桓公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 管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日益强盛，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法律思想在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制改革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富有创新精神，对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春秋五霸

两大改革 百姓拥戴

管仲担任齐相后，立即向齐桓公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他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基于此，管仲提出在发展耕织和工商业时必须“与民分货”，即让人民分享一点生产成果和经济收益；在立法时他提出必须“令顺民心”，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这使他的改革得到了百姓的热情拥戴，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管仲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要使齐国强盛，首先必须致力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使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使人们遵守礼义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管仲很重视道德的作用，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但他反对空谈礼义法度，漫谈仁义道德。他认为，只要先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使人民免于受冻挨饿，才谈得上贯彻法令和申明教化，因此他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著名思想，这句名言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

从这一思想出发，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齐国东临大海，矿产丰富，管仲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大兴渔业、盐业和冶铸业，设置盐官、铁官，实施国家垄断性经营，并以不纳税的优惠政策鼓励鱼、盐的出口贸易。在农业方面，他改革了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以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使农民能够得到温饱而不至于背井离乡。他还号召人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努力耕织。经过他的经济改革，齐国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齐桓公号令诸侯、称霸天下打下了基础。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倡导改革的第一人。虽然他的改革只是量变型的，没有像后来的商鞅变法那样引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但他的改革对推动齐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改革已超出了旧的礼制范围，有利于封建制的发展，这使得他的首倡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另外，他所主张的“富有强兵”、“与民分货”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等，都是与后来的法家一脉相通的，所以后人一般称他为法家的先驱。在中国法制史上，管仲占有重要的地位。

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复原的齐国人民的生活景象

“修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

管仲非常重视法制改革，主张要“修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就是要对旧法进行检查，将那些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的规定加以改造，为当世所用，从而使立法“同俗同好恶”。在执法上，管仲根据他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认为要保证法令的贯彻，必须“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他虽然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但他更重视赏罚的作用。在行赏施罚上，他一方面打破周礼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提倡破格选拔人才，制定了“匹夫友善，可得而举”的政策，把荐贤作为地方官吏的一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不法官吏必须绳之以法。他还突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敢于打击旧贵族。

“对过去的法制不能简单地废弃或否定，而要选择其好的方面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唐金培煞有介事地说。

管仲说的“旧法”，包括西周的礼制和刑罚制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他十分重视“礼”在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其中的一根绳索断了，国就要倾斜；两根绳索断了，国家便很危险；三根绳索断了，国家就会颠覆；四根绳索都断了，国家必然灭亡。

管仲所说的“礼”，主要是指臣吏服从君主，儿子不违背父亲，以及重用贤才、慈爱百姓、接继败落的国家与世族、薄税轻刑等。

“管仲在继承周礼的同时，又对周礼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造。”唐金培边说便翻阅查看资料：

一是打着“尊王”即维护周天子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和维护周礼为名，建立齐国的君主集权制和霸主地位；二是突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强调“万物待礼而后定”，用礼来教育和引导民众；同时用削夺封邑的方法打击分封制贵族，加强诸侯的权势；三是打破了“亲亲”的宗法原则，任用贤能；四是批判“刑不可知”和轻视法度的旧传统，主张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以公开的法律作为标准，用赏赐以资鼓励，用刑罚纠正偏颇。

《管子》线装书

“作内政而寄军令”

“管仲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在制度上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这是管仲法律思想的主要表现。”唐金培说，“以法理政、统军和治民，是管仲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也是他对西周礼治的重大修正。”

管仲在相齐之初，就提出了自己治国的总方针：“作内政而寄军令”，富国强兵。这一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寓兵于农，把军事制度贯穿于行政制度中，以法律强制手段迫使民众就范。为实现这一主张，管仲提出了“四民分居定业”论。“四民”指士、农、工、商。“四民分居定业”思想的具体化是“三国五鄙”制度。管仲在沿袭“国鄙”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实行“三国”，即把国分成二十多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所谓“五鄙”，是指将“鄙”即农村分为五个行政区域，分别由五个大夫统管。可见，管仲的“三国五鄙”制，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权力和法律强制手段。为了使民众就范，他特别强调“以威治民”。管仲认为，确立法制、富国强兵的关键是伸张君主的权威，使每个民众都畏惧权威，服从权威，而决不能让民众随心所欲。他把民众分为上下两等：上等的“畏威如疾”，即像害怕瘟疫一样畏惧权威；下等的“从怀如流”，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管仲主张，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以建立和保障新的封建经济制度。这是管仲在立法方面，尤其是经济立法方面的主张。”唐金培说，“管仲很重视对传统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图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控制，提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方针。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形成了管仲的以重商主义为特征的立法思想，好在加强官营商业、手工业的同时，又提倡重农节用，抑制富商大贾。

“《管子》一书中，法、律、令三者有所分别，各起着一定的作用”唐金培接着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管子·七臣七主》篇中：“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之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明法解》篇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接着管子又在《管子·任法》篇中说：“夫生法者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这是说法是由君主订定，但从上到下都要遵守法令，无不例外。（图源网络）

（摘自：河南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