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功安社稷真儒者 德量恢宏大相国

导语：

韩琦（1008—1075），字秩圭，河南安阳人，祖籍河北赞皇。其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在为相十年中，他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堪称功安社稷真儒者，德量恢宏大相国。

功安社稷 威震内外

孟子说：“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韩琦以“安社稷”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着一个儒者的人生快乐。

仁宗天圣五年（1027），韩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虚岁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杰出表现。任右司谏时，连上十疏，揭露当时宰执班子用非其人，“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仁宗终于听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举罢掉两个宰相和两个副相。又上疏请仁宗停止随意降旨封官赐爵，不要助长侥幸之风。总之，只要发现政事有不当，韩琦未尝不直言谏阻，三年间连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对韩琦说：言官谏诤不激烈，畏畏缩缩，怎么能纠正皇上的失误？“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夏国独立后，宋王朝西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不久，韩琦就被派往前线。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1040—1043），在西北四年，韩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战，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朝廷倚之为长城，夏人惧之，边民颂之，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这时才刚三十出头，还是个小年轻，人们已把他尊敬地称作“韩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耸服”，令僚属由衷赞叹，称其“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枢密副使，人们为之兴奋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接着，韩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协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韩琦庙

年过六旬 临危受命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秋，韩琦因告老回相州不到三个月，河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大震过后，余震不断，土地陷裂，并且还摧毁了黄河堤防，引发了巨大洪水，无论是官府、寺庙，还是民居房屋，倒塌者大半，使得当地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人们吃无饭、穿无衣、居无所，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难，谋求生路。当时大名府为宋代四京都之一的北京（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是大宋王朝的北部屏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素有“北门锁钥”、“天下咽喉”之称，北方辽国虎视眈眈，大名一旦失守，大宋政权将岌岌可危。因此，派谁前去安抚灾民，赈济一方，恢复生产，巩固边防成了宋神宗绞尽脑汁而反复思索的头等大事！经过再三考虑，他觉得只有德高望重的三朝圣相、两朝顾命的首辅老臣韩琦是最佳人选。

韩琦执政三朝，扶立二帝，出将入相，威镇华夏，忠心耿耿，赤胆为国，所任地方皆建生祠，他若能前去救灾，是最合适不过了。只是他现已年过六旬，现任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正在故乡相州为官，精力还行吗？神宗皇帝只好先派御药院内侍刘有方捧着手诏到安阳，手诏说：“河北发生地震，川防溃决，百姓流离失所，朕十分忧虑，朕曾空虚宰相之位，等待爱卿返还再任。虽然岁月时代已发生了变化，但一般人恐怕都不愿意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不过大名的位置非常重要，如同天下咽喉，离卿的家乡又很近，人情和风俗习惯也很相同。朕打算让卿担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故派遣刘有方前去告知我的意思，如果爱卿能够担当此任，哪么朝廷怎么会有北顾之忧呢？”

韩琦见皇上对自己这样客气，十分感动。但按惯例官员升迁调换都要推辞一番，以示谦虚。遂回奏道：“作为君的臣子，世受皇恩，若有所用，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当即降命就可以了，万岁先派使者前来，委婉地转答圣意，此乃圣上对老臣的仁爱体恤和优厚礼遇。然而臣刚刚任职家乡，在辞别圣上时，陛下已看到臣的精神面貌大不如前，知道臣身体欠安，才恩准微臣回乡任职。今到任未满百日，年高体虚，恐怕未必能担当此项繁重任务，有负圣恩！”

这时已到年底，等新年一过，宋神宗于熙宁二年二月再降手诏说：“现正式任命爱卿为河北四路安抚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至任后可根据情况任意处理问题，如果有需要朝廷解决的问题，朕自然全力支持。今派御药院侍者李舜举带去手诏赐给爱卿，望当即接受。”韩琦见朝廷如此器重，无法再予推辞，同时更惦记着河北的灾民，遂立即赴大名走马上任。

大名府五礼碑

赈灾安民 恪尽职守

宋朝在全国实行路制管理，其长官称为转运使，掌控全路地方行政事务。后来考虑到转运使事权过重，就设置另外两个司职来分权：一为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俗称“宪司”；一为安抚使，主持一路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俗称“帅司”：而转运使俗称“漕司”。这样一来，全路就有三位长官，帅、漕、宪三司总称“监司”，又号“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位颇重。他们虽然权位不同，但往往兼及他务而互相制约。

所谓北京留守是指中国古代皇帝或君主出巡时，常以大臣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或称留守、留台、居守，是临时驻守京师之职。隋朝开始设置留守、副留守官职，是军事镇守，赋予临时的行政权责。1042年北宋采取宰相吕夷简的奏议，升大名府为陪都，设置北京留守，也称使相。宋朝时候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都称为使相。

受命于危难的韩琦到大名后，首先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安置灾民和恢复生产。自地震发生后，损失残重。虽然朝廷诏令各州县存恤赈济，但因自去年夏秋以来收成就不好，税赋租课都难以完成，库存无几，灾民难免挨饿受冻，再加上一些坏人的造谣煽动，于是灾民都背井离乡，带着衣物用具渡过黄河流亡到唐（今河南唐县）、邓、许（今河南许昌）、汝（今河南临汝）诸地一带。时近春耕，灾民尚未返乡，他认为动员灾民返乡生产是当务之急，便派出大批的人员分别到各地交通要道、桥梁、渡口张贴告示，晓谕灾民凡返乡者，由官府发给路费口粮；原来一些有钱的人家乘灾害发生，肆意低价收购灾民土地的，一律命令无条件归还原主，等丰收之后，再归还买地的钱。

当时，朝廷刚颁布“常平法”，韩琦马上推行，对百姓们说：“朝廷下达旨意，因老百姓天灾人祸遇到困难，一些有钱的兼并之家就乘人之危以高利贷牟取暴利。故由官府贷予粮款以解燃眉之急，这符合先王所施行的惠利之法，官府只收少量的利息。”这样，回乡后的安家口粮也得到了解决，于是灾民们都纷纷扶老携幼返回故里，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救灾安民的措施：开仓分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们逐步渡过难关，不久，就把大名治理得民心归附，有条不紊，河北灾区遂得以安定下来。大名府强壮人丁原统计在册的有13100余人，而现在直接管辖的仅5700余人，朝廷有意将不足之额补充起来，将此事告诉给了韩琦。他考虑再三认为不妥，遂上奏说：“河北的强壮人丁，自庆历三年组织训练民兵时，身短体弱的人、不够条件的人和退役下来的强壮人都组织起来于帐内专项管理，至今已近30年，各州县退下来的人数已不再补充，如今这里长久遭受灾害，更不是添补强壮之时，愿陛下停止此事，以安民心。”朝廷欣然同意了韩琦的上奏，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安阳韩魏公(韩琦)祠

勤政廉洁 爱民如子

韩琦在大名任上勤勤恳恳，费尽心血，千方百计为人民谋福祉，时刻考虑着怎样把河北的事情办好。一次，他的下属官孔嗣宗被司农司调进京城参与制定役法，孔嗣宗向韩琦告别的时候问道有何嘱托。开始韩琦没说什么，孔嗣宗再三请求，韩琦说：“故旧临别应当说句话，你此行到京但为河北说些众人不敢说的话就可以了！”

韩琦处理问题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又照顾全面、合情合理。一次他遇到这样一个案子，一个下属小吏请假娶妻，不久有人告他参与不法活动并弄虚作假，押送狱中勘问审讯，将要结案时，韩琦命令先封存此案，等以后再说。过了半年后，又下令提取此案审讯发落，手下两名助手对韩琦说：“此人自封案后，十分谨慎用心，再也不敢做违法的事情，结案时可考虑到这一点予以从宽处置，不知大人意下如何？”韩琦问其下属说：“二位知道我当初封案的意思吗？”答：“并不知道。”韩琦才说：“此人是因为请假娶妻，继而遭到诉讼的。当时如果结案，必然会伤害三家人的情感，这个人与他的父母一定会归咎于他的妻子，而其妻的父母也会不高兴，所以当时封起案卷，现已过去半年，与请假娶妻也没什么关系了，可依法酌情论处。”

还有一次，一个下属官员外出到外地巡视，他的女儿却乘机与人逾墙私通，属官的妻子将二人送到官府发落。韩琦亲自审理此案，让其二人成婚，以掩盖之前私通的过失，并以5000钱资助作为嫁妆，此二人皆大欢喜，双方的父母莫不感激涕零，同声感谢。

韩琦文集

德量恢宏  大度容人

韩琦稳重宽厚有器量，什么都可以容忍，还在读书时，他的名望就已传遍天下，欧阳修曾说：“百欧修不如一韩公。”未满三十岁，人皆称“韩公”。在驻守大名府时，有人献给他两只非常宝贵的玉杯，说是由农人从坟墓中得到的，那玉盏的内外，找不出丝毫瑕疵，真是绝世之宝，为此他答谢献宝者一百两金子，也就格外珍爱这两只玉盏。每逢宴会招待客人，都特别命人摆一张桌子，上铺锦缎，把玉杯放在上面。一天，韩琦招待管理漕运的官吏，他准备用这两只玉杯装酒招待客人。突然一位侍吏不小心撞倒了桌子，两只玉杯都摔碎了。客人们非常吃惊，那位侍吏立即伏在地上等候惩罚。韩琦脸色未变，不动神色地笑着对客人们说：“任何物质的存亡都是有规律的。”并对那位侍吏说：“你是因为不小心才打破玉盏，又不是故意的，这有什么罪呢？”客人们都对韩琦宽厚的德行和度量佩服不已。

有一天夜里，一名小偷潜入韩琦卧室，拿着利刃说：“小人生活困难，不能自救，特来求助于你。”韩琦说：“屋里值钱的东西你都拿去吧！”小偷却说：“我并非为此而来，我想割下你的人头去献给西夏。”韩琦听了，马上把头伸过来，让他割取，面无惧色。小偷见状，忙跪下叩头说：“小人听说您很有德量行胆，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件事韩琦从没有向人们说起过，后来这个小偷因其它事被判处死罪，在临刑前才说了这件事。

还有一次，韩琦夜晚写信，让一名侍兵手执蜡烛照明，这名侍兵三心二意，注意力不集中，人在韩琦身边，心里却想其它事情，眼睛看着其它东西，一不小心，手中的蜡烛凑到了韩琦的脸前，燃着了胡须。韩琦丝毫没有怪罪，用衣袖拂了一下胡须，继续写信。等到信写完了，韩琦回头一看，发现执烛之人已被调换。他担心那个侍兵会因此而受到长官的打骂，急忙说：“不要把他换掉，他持烛很用心！”韩琦的仁爱让部下十分感动。

正因为这样，韩琦甚得民心，受到所任地方父老乡亲的尊敬与热爱。韩琦在定武（今河北定县）任职时官至资政，定武的父老仍说：“自家资政。”在并州任职时官至太尉，父老仍说：“自家太尉。”在相州、大名任职时官至侍中，父老则说：“自家侍中。”遇有人争气斗殴时，就会有人劝解说：“不要再给自家侍中找麻烦了。”争气斗殴的人也就自行停止了。

压沙春暖 黄花晚香

当时北京大名府城内有座闻名遐迩的压沙寺，寺中种植了许多树种不同的梨树。每到春季，梨花竞放，雪白似海，香气袭人，蝶飞蜂舞，煞是喜人，引得官员平民都来寺中游赏，成为一方盛事。

韩琦也常在紧张的政务当中，抽出时间到该寺欣赏梨花，并留下“压沙寺古花残雪，过马桥高水饮虹。”（《壬子三月十八日游御河》）的诗句，还让寺内僧人在梨园中建造凉亭，方便游人歇息。建成后，寺内方丈请韩琦为该亭题名时，他看着眼前雪花般一望无际的梨花，闻着扑鼻馨香，不由想起唐诗中“梨花白雪香”之句，遂脱口而出“雪香亭”。

为了便于倾听民声，了解民意，韩琦又在治所南面建筑一亭，取名“望春亭”，寄寓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一有空暇就在此亭会见平民百姓，了解他们的所愿所盼。一个春日，韩公在望春亭看到田园一片生机，人们各事其业，御河船帆竞流，商贾云集，诗兴大发，留下“此日倾城乐御河”的诗句。

韩琦一生始终保持气节，这年九九重阳节，他在府邸后院的凉亭设宴款待同僚，酒酣处感叹人生，动情地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继之随口吟出一首《九日水阁》诗，其中一联云：“不惭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众人赏罢，皆佩服韩琦的人品人格，从此把此亭命名为“晚香亭”。“黄花晚香”也成为一个经典典故，至今韩琦后裔仍有命堂号为“晚香堂”以纪念。大名府城迁徙以后，知府倪天兴敬仰韩琦曾任大名知府，德政多多，深受民众仰爱，将府署二堂建厅五间，题曰“景韩堂”，即景仰韩琦之意。明隆庆四年夏，大名知府王叔杲在大名府仪门东侧始建宾馆，中间建“晚香堂”三楹，以存韩魏公遗迹，晚香堂前有三小门，中间为“魏国遗芳”，晚香堂外空地上，凿水池，种植莲藕，绕小径种植竹子，之外，遍种菊花，并建一亭，因常邀请大名府士大夫、乡绅坐亭上，辩论古今，“得以挹其遗芬”，故匾额“挹芬”；二堂西侧是清风书屋，清吴应棻题额，是幕僚居住的地方，二堂北是宅门，再北是三堂，名“二香阁”，因韩琦在大名府任职时在旧城府署中建有晚香亭、雪香亭故名，清雍正二年，大名府知府曹逢圣题额。晚香挹露一景是晚香堂、挹芬亭。清咸丰《大名府志》有晚香堂图。

宋辽形势图

国事为重 威名远扬

在处理与辽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与当年在陕西时对西夏一样，同样是采取柔中带刚、刚柔并济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抵御外侵；一方面尽量维护两国的友好，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

当年，宋太宗、宋真宗在大名郊外亲猎时，曾赋诗数十首，内容多是希望恢复五代时被契丹占据的燕、蓟之地，诗词文笔流畅，气势雄壮，后来留守贾昌朝将这些诗词刻于石碑上。韩琦到大名后，发现这些碑刻散落于荒郊野外，就将这些碑刻搜集起来加以保护，藏置于官司署班瑞殿（宫城内一大殿）的夹壁中。有人见到后，就劝韩琦将此诗进献皇上，韩琦说：“把它保护好就可以了，怎能再做为进献之礼呢！”后韩琦离任，韩绛继来担任大名留守，遂将诗临摹下来进献皇上。韩琦听说后叹口气说：“当时我为什么不进呢？考虑到皇上血气方刚，正锐意守边，需全面考虑国家大事，臣不应当再将他的心思引到一边啊！”

韩琦崇高的威望和对外奉行的和平、友好、平等的政策，使北方辽国的契丹人对他十分敬佩，契丹每年都要派人来北宋朝廷，使者每次走到临清（今山东临清，当时隶属大名府管辖）时，都要告诫手下人说：“这里是韩侍中的境内，不准乱索财物，以免丢人！”每当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的时候，契丹人一定会问：“韩公一向可好，现在哪里任职？”

一次，韩琦的长子韩忠彦奉命出使辽国，当时辽国的国王是辽道宗耶律洪基。辽道宗问左右经常出使宋朝的官员说：“你们曾经经常出使南朝，见到过韩侍中，你们看韩忠彦的面貌像他的父亲吗？”左右说：“很像”。辽道宗就亲自赐坐赏宴，让画师趁机将韩忠彦的像画出来。

按惯例辽国使者到大名与北京留守（最高长官）通信只押字不留名，及至韩琦到此任职，则在书信后留名，辽的使者成尧锡对接待他的北宋官员说：“因为韩侍中在这里，所以特地留名。”韩琦离任后，过往的辽使就不再留名了。

一次，一位辽使为韩琦准备了一匹马，吩咐手下人说：“这是献给韩侍中的马，必须选择好的来！”手下人选好马后，使者看了很不满意，怒斥手下人说：“这能与给其他人东西一样吗？为什么这样不加意？”遂将手下人打了一顿板子，又亲自重新挑选了一匹好马送去。

王安石变法

犯颜直谏 为民请命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次年，韩琦上疏表示反对。作为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家，为什么会反对变法呢？这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指导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发展经济、减轻剥削、巩固边防等富民强国、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问题上，进而再解决其它问题，达到表本兼治。而王安石变法主要包括理财、整军、科举学位三个方面。其中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

韩琦并不是对新法一概反对，主要是他在大名期间，经常听各级官吏谈论新法的不利之处，因这里是青苗法改良条例试行的地点，面对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他感到很不妥，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看似“富国”，实则是将手伸向囊中本已羞涩的一般工农商，通过增加农民的负担来实现，而不是从腰缠万贯的官僚、地主、豪强手中取得。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韩琦思想中一个突出亮点就是民本思想，注意为民谋利。

韩琦认为自己如果在这时瞻前顾后，沉默不言，有愧于皇上的厚望，遂不顾个人安危，两次慨然上疏陈述新法的弊端，句句切中要害。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韩琦不愧是忠心耿耿的三朝元老！虽任职在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朕开始以为新法可以利民，谁知害民如此！”

韩琦的观点得到了富弼、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吕夷简等老臣的一致拥护，都对新法进行反驳，可见，当时主要是如何革新之争，而不是革新与保守之争。时至今日，连《辞海》韩琦条还这样记载：“王安石变法，他上疏反对，与富弼、司马光、范仲淹同为保守派首脑。”未免失之偏颇。宋神宗熙宁四年，韩琦上奏请求辞去大名府安抚使，告归相州，神宗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降诏对他大加褒奖，劝说挽留其继续镇守“北门之钥”，并充永兴军节度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兼大名府路驻泊马步军都总管。这时候，韩琦确实是年迈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遂以年老体弱有病为由，对朝廷的任命力辞不受，并多次上奏，乞请还判相州，神宗再三挽留，并派遣宫中御医前去为其诊病。有人劝阻说：“宫中御医不该为外臣看病。”神宗道：“韩侍中岂是一般外臣吗？”可见神宗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之关爱程度。两年之中，韩琦连上8道奏折，直到熙宁六年，神宗才同意他回判相州，但仍带职行事。

韩琦墓

生而有祠 死而有记

自古以来，在大名任职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人，但只有唐朝时曾任魏州刺史、后任河北道安抚使的狄仁杰，当地的人们为他立了生祠，此外就只有韩琦了。韩琦离开时，百姓遮道攀留，回相州后，当地人在熙宁佛寺为他建了生祠，塑像端庄慈祥，栩栩如生，每到七月初二韩琦诞辰之日，绅士平民、男女老幼都焚香叩拜，民间艺人弹拉说唱，终日不绝，以示庆贺。韩琦听说后笑着说：“我还活在人世，何必如此呢？”及至两年后，韩琦在相州逝世后，河北各地人民来相州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而当地自发到熙宁寺公之祠堂凭吊祭奠者，痛苦失声，接连数日。自此每年逢韩琦诞辰及忌日，人们都在祠堂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请佛道弟子诵经致哀，盛况空前。卒后九年，又请大文豪司马光亲自撰写了《北京韩魏公祠堂记》，后来大名人民又把韩琦奉入大名“五贤祠”，与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寇准、文彦博、欧阳修同列。

大名府《北京韩魏公祠堂记》曰：

没而祠之，礼也！由汉以来，牧守有惠政于民者，或为之生祠，虽非先王之制，皆发于人之去思，亦不可废也！然年时寝远，人寝忘之。惟唐狄梁公为魏州刺史，属契丹寇河北，梁公省撤战守之备，抚绥雕敝之民，民安而虏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宁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荡覆者大半，诏以淮南节度使、司空兼侍中韩魏公为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兼北京留守。公既爱民如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闵其劳，忘己之劳。未几，居者以安，流者以还，饥者以充，乏者以足，群心以和，岁则屡丰。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鲁人泣涕，遮止数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见也！相与立祠于熙宁禅院，塑公像而祀之。后二年，公薨相州，魏人闻之，争奔走哭祠下，云合雷动，连日乃稍息，自是每岁公生及违世之日，皆来至祠作佛事，未尝稍懈。

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时者，魏人固知之矣！至德及海内、功施后世者，亦尝知之乎？公为宰相十年，当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若湍水之赴深壑，无所疑惮。或谏曰：“公所为如是，诚善，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叹曰：“此何言也？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辅三后，大济艰难，使中外之人，铺啜嬉游自若，曾无惊视倾听窃语之警，坐置天下于大宁，公之力也！

呜呼！公与狄梁公，皆有惠政于魏，故魏人祠之。然其为远近所尊慕，年时虽远而不毁，非有大功于社稷，为神祗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显，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隐，天下或未尽知也！然则魏公不又贤乎？宜其与梁公之祠并立于魏，享祀无穷。

公薨后九年，魏人以状抵西京，俾光为记，将刻于石。窃惟狄公之二记，乃李邕、冯宿之文，光实何人，敢不自量，顾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谂之，故不敢辞。

峕元丰七年（1084）六月丙戌，涑水司马光记

北宋汴京

慧眼识才 识人善任

韩琦一生，最爱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过他的恩泽。

读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册的两大闪光点，却少有人知，是韩琦的提携，将范仲淹推上了难得的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范仲淹一心报国，入仕后却一直宦途不顺，先是得罪刘太后，接着是触怒权相吕夷简，二十多年间，屡遭重挫，空怀文武大才，无从大施展。宋王朝与西夏每战必败，西北边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抓住这一时机，向仁宗建议召用范仲淹。这时，已经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正背着被强加的“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远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任知州。专制君主最怕臣下结朋党，故政敌相攻，常指对方为朋党，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贬，欧阳修等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当即被政敌指为朋党，紧随范仲淹之后而被赶出朝廷。所以，韩琦此时推举范仲淹，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解国家急难，为让高德大才不被时代埋没，韩琦将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给仁宗的奏疏中，动情地慷慨激昂地写道：“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当族！”仁宗被感动了，不久就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前线，委以重任。范仲淹和韩琦并肩作战，在抗御西夏的斗争中，展示出过人的军事统帅才干，渐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调进朝廷，任参知政事，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显然，倘若没有韩琦那甘愿以灭族为代价的大义凛然的一荐，范仲淹的这一切，均无从谈起。

韩琦多次向仁宗举荐欧阳修，仁宗不听，韩琦照说。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韩琦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说：韩愈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让他为相，而唐王朝没有，至今人们还拿这事批评唐王朝不能用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会像批评唐王朝一样批评本朝。陛下何不试用一下欧阳修，让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贤人？韩琦说得动情，仁宗听得动心，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在任命韩琦为首相后，即任命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副相），且一作就是六年，成为欧阳修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韩琦

爱人以德 举贤有方

嘉祐元年（1056），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将苏洵的文章推荐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韩琦大加赞许，和欧阳修一起，极力向朝廷推举。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之间，三苏文章轰动京师。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时任宰相的韩琦不同意，谏道：“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朝廷要培养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对他仰慕倾倒，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显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类之也。”英宗急于用苏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近来的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有不行的吗？韩琦说：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结果考试通过，才让苏轼入直史馆。

后来，欧阳修把这个过程告诉苏轼，苏轼十分感动，叹道：“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的确，苏轼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别坎坷，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们又太爱其才，也“适足类之”，因为这两点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这般，东坡的人生能顺得了吗？韩琦反对骤用苏轼，真是“爱人以德”啊！（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