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善德人物榜 第221期上榜人物：王茂荫
上榜理由：
明知主张有利大局却不能被认可时，怎么办？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他，曾为了防止清朝末年的通货膨胀，提出了改革货币的主张，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但为了“无累于民”和“有益于国”，他还是多次上书皇帝，申明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虽然他因此受到贬谪，但正因为他谏之有据，言之有理，所以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等人的重视，他也因此成为了《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他就是安徽歙县人王茂荫，我国第一个提出具有现代意义金融理论的思想家。
善言慧语：
◆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
◆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而在下……唯贤知贤，唯才知才……简用才能，不拘资格。
行者小传：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曾任职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历任户部、兵部、工部、吏部侍郎等职，并两次担任监察御史。他一生俭朴，勤政廉明、直声敢谏、淡泊致远，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著有《王侍郎奏议》传世。
善德故事：
●读书以穷理：王茂荫六岁丧母，其父在外经商，祖母方氏将其抚养成人。对于儿孙教育，王茂荫传承了其祖母“识义理”的读书理念，要求“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不必求高官厚禄”。在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以这样的平和心态去读书，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体现王茂荫因材施教、区别对待的人本精神。
●清心且寡欲：王茂荫将人品好坏归结在“名、利、财、色”四字上，且认为“万恶淫为首，戒色是第一义”。他京官三十余年，夫人仅一次“探亲到京，居不数月，便回故里”，其余时间均独居歙县会馆，一卷在手，别无嗜好，更别说纳妾或寻花问柳之事。此外，王茂荫还继承了祖母、父亲遗风，一生粗衣粝食。做京官三十载，官至二品，但仅有“纹铌乙千余两”积蓄，在清末官场上，可谓凤毛麟角。
●德本而财末：王茂荫有着浓厚的德本财末思想，认为获取不义之财如同饮鸩止渴，还可能遭遇飞来横祸。比如，王茂荫曾举荐过盱眙人吴棠，使之从一个七品知县一路晋升至四川总督，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齐名的晚清名臣。王茂荫与吴棠素昧平生，只闻其名，从未谋面。1864年，王茂荫自京城回乡葬母，途经淮阴，吴棠送来五百两银子，以谢当年举荐之恩，他未予接受，坦然地说：“保举，公也；涉于私，则不足道也”。
●人才凭实学：在王茂荫看来，治国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化为先，有学问者不一定要为官，而为官者则一定要有学问。他坚决反对咸丰朝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推行的报捐举人制度（即用钱买来“文凭”而做官），认为这种办法不仅“无益于目前”，而且将“贴讥于后世”。当年，王茂荫的一位很有钱的舅兄曾找他帮助捐个举人，以便买个知县做做。王茂荫知道舅兄的来意后，劝他还是多读几年书再说，否则当了官连自己的名字都得找人代签，这岂不是笑话。当天晚上，王茂荫在微弱的烛光下沉思了良久……第二天，他的《驳部议捐纳军功举人生员片》的奏折便呈现在咸丰皇帝的面前。
●敢谏因为国：王茂荫为人耿直，不避权贵，力持正论，敢于启奏他人不能言、不敢言的奏议。在其供职的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大清王朝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朝廷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王茂荫一直忠心耿耿，格尽职守，向皇帝提出经济、人才、军事等方面谏议。甚至因反对发行不可兑现纸钞受到“严行申饬”而调离户部，至兵部任职后仍致力于“团防”，并坚持谏言。故世人评价其曰：“王茂荫单凭奏折，就足以青史留名。”
●思想入名著：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以防止通货膨胀，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方案未被采纳。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年底，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面对物价飞涨，民怨沸鼎，焦虑不安的王茂荫于当年又上《论行大钱折》，咸丰四年（1854年）三上《再议钞法折》，提出了制止通货膨胀的四条补救措施，却被皇帝认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而受到“严行申饬”，被调离户部。王茂荫的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他的货币观点虽然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却引起了马克思的重视，于是，王茂荫就成为了写进《资本论》里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善史氏曰：
邦有道则直言直行，是知其有可为而为之，行止自无愧于天地。
邦无道则谨言慎行，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褒贬亦不辜负春秋。
而王茂荫则不然，他因不避权贵、力持正论受到贬谪，但为国家利益仍然坚持谏言，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品德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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