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形象的历史变迁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这些关于屈原形象变化，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很值得回味！

两汉：悲剧的屈原

在西汉文人的心目中，屈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生活在一个是非混淆、政治昏暗的时代，那时，谗邪小人得势横行，忠贞之士却遭受迫害。在这样的社会，屈原遭到放逐，被迫自沉而死，他的悲惨结局自然引起了后世深沉的同情。忠君忧国、受谗被放、愤而沉江，这就是屈原生命的三部曲。

魏晋: 潇洒的屈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佛教传入，学术思想的时代主流发生重大转变。《楚辞》进一步融入时代文化的主流，成了名士风流的精神食粮。《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可见，在名士的眼中，《楚辞》不再是儒教经典的“别体”，屈原任诞潇洒的人格成为自由与艺术的展现，其超越世俗的行为方式成为当时人生风度的载体。

唐代：矛盾的屈原

在批判六朝玄虚、风气萎靡的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唐代建立了多元文化并存互补的格局，文人对于《楚辞》的评价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也呈现出多面并相互矛盾的品质。总的来看，热情地赞美屈原的忠贞节操、高尚人格，由衷地景仰屈原笔下的超凡想象与卓越艺术成就，构成了唐代诠释《楚辞》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文人对于屈原的创作提出严厉的批评。

宋代：圣贤的屈原

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于《楚辞》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宋代学者看来，孔孟之后、荀子之前，是儒家伦理堕落的时期。《诗经》的讽刺之旨，《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这一时期都湮没无闻，独有屈原孤身一人担当起君臣伦理的道德责任。于是，屈原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圣贤形象。他眷顾楚国，系心君王，在道义倾颓、伦理衰落时期不愧为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

明末：民族志士的屈原

明末清初，一个在马背上兴起的少数民族新王朝迅速崛起，席卷并统治了全中国。这在历来自认为处于世界中央、强调夷夏之辨的中土学者心里，是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学者只能在著述中寄托民族气节与孤愤情怀，屈原也由此而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夙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王夫之就曾在《楚辞通释》的《序例》中说，自己所处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

清末：纵横家式的屈原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关于屈原的生平遭遇，本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新序·节士》中皆有记述，细节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是一致的。王闿运却对此作了一番独特的描述，称屈原在朝名高德盛、专权用事，主张联合齐国、通款于秦。在楚怀王入秦后，他先是积极谋使怀王归国，后来又密谋废掉顷襄王，另外寻求楚宗室中的贤者以立为王。一部《楚辞》，被王闿运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

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五四运动”以后，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屈原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连其存在与否也仿佛成了问题。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提出了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这样的观点。显然，如此亵渎屈子，实再有违学养与史实，更非学术主流；所以，80年代以来，随着“疑古”之风的消退，以及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屈原的形象再次回归到了“爱国诗人”、“英贤志士”的本初面貌。（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