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一场关于“罪”的辩证探讨

最近刷爆朋友圈和互联网的“流量王”电影似乎非《我不是药神》莫属了。终于去影院看了这部赚足了眼泪和口碑的电影，但整场看下来，我却只觉得胸闷。

影片以地域性鲜明的“印度神曲”开始，然后故事就从一个卖保健品的中年男人程勇身上拉开了帷幕。这部片子有两个角色其实是不太好掌握的，一个是徐峥饰演的程勇；一个是周一围饰演的刑警曹斌。

徐峥饰演的程勇，从电影的前半部分来看，不管是他面对父亲的医药费走投无路而答应为吕受益从印度运仿制药，还是他面对印度制药厂厂长的时候说的那句响亮的话：“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利己主义者。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导演用蒙太奇手法剪辑出来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千千万万人的缩影——看起来从不曾梳理的头发、随意穿搭不考虑美感甚至不考虑干净的衣服、老婆因为家庭暴力选择离婚、满嘴脏话附带肢体暴力的言行......但程勇也有令大众认可的一面，他虽然态度暴躁但是真的有用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虽然表现在外是个混日子的邋遢汉但是真的为了医药费选择铤而走险。当编剧和导演为角色赋予了这样的“人性光芒”时，整个人物的形象就变得更加真实且饱满。

接下来程勇开始走私药品，与吕受益、夜店母亲、基督徒牧师以及黄毛组成了一个“贩药团”，从一个卖保健品的穷汉变成了可以“随手甩钱”的“富人”，后来为了避免坐牢，将中国直销商的头衔给了张长林，一个行走“假药江湖”十几年的药贩子。

本来日子是可以这样继续平静地过下去的，但这时候影片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吕受益之死。吕受益的死是影片叙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程勇从前半段的利己主义者转换到后半段“病友之神”的一个转折点、当程勇从祭奠吕受益的房间走出来时，他看到了聚集在门口的眼神空洞的“病友群”，楼梯上安静地坐着吃橘子流泪的黄毛，他想起房间里吕受益的妻子面如死灰地叫他走的样子，那时候程勇的价值观是错乱的，那个瞬间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究竟是在救人还是在害人。

这部影片另一个难把握的角色是周一围饰演的刑警曹斌。我们暂且先抛开他和程勇复杂的“亲戚关系”不谈，单是他在“法”与“情”之间的挣扎，就足以为这个角色赋予更生动的一面。当曹斌面对白发患者声泪俱下的请求时，以及在洗手间说出那个“放”字时，他的语气与表情都是极其复杂的，他眼中隐忍与怜悯的交织，使得这个角色开始变得熠熠生辉：法不容情，但情难自控。

在吕受益死后，影片迎来了第二个高潮：黄毛死了。他在在上厕所回来的路上一边跑一边就做出了决定，说完一句“痛快了”就开车前去吸引警察，最后被货车撞翻，当场殒命。于是才有了程勇失控地喊出那句让观众深刻的台词：“他才二十岁，他就想活命，他有错吗？”

最后一个高潮是程勇将儿子送去国外后，面对药价的那句“五百元”。五百元其实也仍然有人买不起，但这可能就是影片片名想表达的意思：我无法救助所有的人，我不是救世主，我不是药神。

故事发展的几个高潮让我们对情节的发展线索有了大致的掌握，但其实我们从导演对整个画面色彩把控的变化也可看出故事情节发展的蛛丝马迹。从影片一开始掉了漆的楼房、密密麻麻布满空中的电线以及破旧的车，颜色鲜艳饱满，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充斥着一地鸡毛的上海平民区；到了中期程勇决定再回归卖药的时候，片子的色彩开始变得暗了起来，也象征着整部影片从此刻开始变得沉郁顿挫；而在最后，曹斌靠着车站在监狱门口等着程勇时，画面色彩和光线处理的十分柔和，是一种放下了一切“神”的光环、归于平凡的色彩。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上映的《后来的我们》，用彩色和黑白来区分过去与现在，我们不去评价谁好谁坏，但二者相比，至少《我不是药神》对于意境的诠释与情感的表达使我更加有共鸣。

《我不是药神》引发全民讨论的原因其实并不全是其反映出的血淋淋的现实，而是它终于和以往的影视剧区分开了——编剧终于将视角移到了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

我们回到这篇影评的主题上，一场关于罪的探讨。什么是罪？

程勇走私仿制药的初心是牟取暴利，但当看到穷人因买不起高价正版药而病死之后，他良心发现，冒着坐牢风险以不赚钱且亏本的价格大量卖药，拯救了很多穷人的生命，这是从“罪”到救赎从而达至某种“非罪”的蜕变。“罪”与“非罪”的矛盾性和转化性，这也许就是《我不是药神》对于“罪”的辩证视角。（图源网络）

                                                                                                              （来源：中华善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