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对儒家前途的回应 儒学复兴当多元

去年，台湾学者李明辉的一篇名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访谈，竟一石千浪，引发大陆儒学圈的纷纷反击。后来，激发大陆与台湾儒学之争的李明辉先生，从台湾“中研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做个小座谈，说明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内在玄机，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了。李明辉先生自己声明说：他的本意，绝不是说造成对立，而是主张两岸儒学要“协同共进”，并反对那种“义和团化”情绪。而且，他还特别谈到，东亚儒学提出的政治意图实为“反台独”。的确，未来儒学健康发展，不能仅靠口号空谈，仍需扎实“新构”！

在参加这次八九人小座谈后，与李明辉咖啡厅小坐，不仅交换了对大陆与港台儒学的许多看法，而且探讨了情感与儒学的关联问题。从这次私聊中，得知李明辉先生正在写《四端与七情》之续篇，他认为执情则偏而不能脱理，但即使恶人落水恻隐之端亦压倒是非之心。这与此前一天，第一届“中西比较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刘纪璐女士对我的追问之意刚好反向。李明辉先生还自问：我算什么儒家呢？康德儒家！如此说来，还会有杜威儒家、海德格尔儒家出场吗？但无疑，儒家发展本身就是多维的，无论是宋儒借鉴佛教，还是今儒吸纳西学。

此后，应杂志之约，陈乔见先生撰写了一篇与我商榷的大作《王道与民主：评陆台新儒家之争 ——兼与刘悦笛先生商榷》，后又以《王道与民主：评李明辉蒋庆新儒家之争——兼与刘悦笛先生的“儒学前途”说商榷》为题发表于儒家网（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7896/）。陈乔见先生称我的说法为“儒学前途”说，在撰写此文过程当中及其后，皆与我都有交流。笔者非常欢迎这种回到“问题本身”的论辩，其实我们的许多意见是一致的，尤其是对蒋庆版“政治儒学”的某些观感，学术就需要这样的论辩，希望真理越辩越明！

儒学复兴一定会“多元化”

我想，这些随后的论争文章，大概都是李明辉先生引发的“大陆儒学”与“台湾儒学”之争后的余波吧。然而，陈乔见先生对我所说的尚有一些误解，需要来澄清一下，他在商榷文章中认为：

刘悦笛先生在评论陆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后，对中国儒学的前途有一论定。刘悦笛认为李明辉和蒋庆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分歧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确实，李明辉为之辩护的以牟宗三为中心的“港台新儒家”自是以心性儒学为主，而就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之后（显然，蒋认为他已经确立，就是“王道三重合法性”），弘扬心性儒学乃是儒学复兴的第一要务而言，蒋庆期待建立善制的起点又回到了心性儒学。刘悦笛显然并不认同这一回到心性儒学的老路，而更欣赏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的理路，尤其是梁漱溟的情理合一的“理性”观。刘悦笛私淑李泽厚先生，他认为李泽厚晚年的“情本体”就是对梁的开拓与发展。因此，他对儒学发展前途的结论是：“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的话，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了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恐怕‘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当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一始一终）‘用中’（度的把握）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

然后，陈先生给出一个判断：他难以苟同——我认为“似乎只有李泽厚的 ‘情理结构’说才应是未来儒学发展前途之所在，更难苟同他因西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而对心性儒学判下死刑”。但这是对我表达文意的误解，这并不是“我认为”的：一是我从未说“情本儒学”未来就能归于一统，二是也没有谈到心性儒学归于终结。

实际上，我反对“儒学复兴”乃一元的，反而认为不仅一定“要”有多元，而且一定“会”多元化，前者是价值判断，后者乃事实判定。我只是说，从现实发展与理论拓展来看，“情本儒学”较之“心性儒学”更适合未来的中国，乃至可以翻身为世界智慧。拙文与其说比较的是“心性儒学”与“情本儒学”，倒不若说，乃是对（从牟宗三先生到杜维明先生倡导的）“三期儒学”与（李泽厚先生相应提出的）“四期儒学”之整体命运进行比照。如今，我认为，恰恰处于前者所谓“三期儒学”衰微之末期，而后者所展望的“四期儒学”却迎来曙光，可谓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