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记议丨《尧典》是经不是史

第二

由于《尧典》不是一般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因而“经史有别”的理解阐释路径。职是之故，凡是以所谓“征实考信”的史学方法进入本文，一开始便误入歧途。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化过程，作了饶有兴味的考证与发掘，对于重构中国古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尤其是殷墟甲骨卜辞的不期而遇，对于殷商史乃至先周史的研究，更有重大突破。然而，如果将所有这些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如数吸纳，作为《尧典》的诠释基础，则无异于缘木以求鱼。鱼既不可得，其木亦成朽株枯木而全无活力矣。例如，以甲骨文所谓“四方风名”或“四方神名”解释“羲和”章“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之四时民生样态，其圆凿方枘互不相入，导致经义晦而不明，即其显例。

可想而知，《尧典》作者既对上古原始宗教祭祀神话作了大幅度的改编与整理，也就产生了新的思想意义；远古神话也经过转化而获得文化新生，不可再以原始神话科范《尧典》之义。否则不仅治丝益棼，且于文本理解毫无价值。至于动辄连篇累牍，考证经文每个人物之神话来源，及其在传说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演变，既昧于经史之别，更不知学术研究之求真与求善乃各有所用。这种经、史不分，真、善无别的研究方法，用之于《尚书》尤其是《尧典》的解读，最属无谓。于以治经，则使经义晦而不明；于以治史，则尤其支离汗漫，劳而无功。

因此，《尧典》的经学品格，决定了它的文本价值。其有关国家治理的所有叙述，思想弘深，意义重大，决非一般史学著作可比。乃视其书为远古神话之集萃，实在是贬损其价值等诸自郐，以为不足观而已，是未得门墙而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