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文化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与现代价值

2、传统文化在总体转型时期的困局

任何一个社会要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保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须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中国形成了一套以独特的文化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文化体”，其稳定性、成熟性与生命力，为其他古文明所不及。大体而言，在1840年被迫开埠之前，中华文明经历了以秦汉为界的两个阶段：内部融合形成以商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阶段；同化吸收周边文明形成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圈阶段。前后相继发展绵延5000年之久，今日中国即脱胎于后一阶段。

就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体制而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君主政治（政治）、家族治理（社会组织）、农副生产（经济）与伦理礼教（文化）。这四个要素是一种相互嵌套、相互支持的关系，其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伦理礼教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纽带”与精神原则。然而，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的挑战，终结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文化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旧中国”被迫突然进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华文化体”不得不转变为世界列国时代的中国，自此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开始。而且，较之西方世界的列国局面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多年蜕变自然形成而言，中国是因外力压迫，猝然降格为世界列国的一员。加之满清一代“以部族政权入踞中国，窒源堵流，使中华文化渐成死水” ，专制化的君主政治、家族治理、农副生产与僵化的礼教纲常构成的旧社会体制，仓促之间，根本无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能化解“旧中国”进入世界新秩序之后遭遇的全面困局。

危机必然求变，然变未必能通。晚清中国有三大运动，自强、变法与革命。然终究因积重难返的体制、满清的小集团利益与世界局势的变动等缘故，走上政治体制革命的道路。100年前，满清末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终结了政统定于皇帝一尊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最重要一端。

问题在于，政治革命真创造了新中国，造就了新气象吗？古老文明大国的全面转型，是一次从心理人格、社会结构到国体政制的彻底总体的转变，本不是一朝一夕水到渠成之事。中国从中原文化阶段走向中华文明圈阶段，尚且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乱局，更何况是列强环伺的新转型。其实，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恰恰陷入了更大的乱象与迷茫，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的反复变动、地方政治的混乱与社会生活的无序化，让人不明所以。一时之间，革命人士与反革命人士，新知识分子与传统上士大夫，面对这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理想无法解决的绝境，都充满了不满与困惑。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吕纬甫乃至鲁迅本人的消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直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石破天惊”之势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启时代的大辩论：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继续文化革命与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古训拯救世道人心，是在传统要素中塑造新中国，还是在世界秩序中确立新中国？这一争论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百年际遇的序幕，也肇始了国人全面反思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历程，同时更是百年“文化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