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文化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与现代价值

二、争论：以孔子的际遇为线索

百年之间讨论传统文化褒贬问题的线索繁多，例如汉字存废、礼教存废等，但最能代表国人对传统文化态度当属对孔子的态度无疑。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对确立中国文化理想之功绩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后世上至政治、经济、教育理念，下至百姓日常生活，莫不以孔子的教训为指导；因此对孔子的态度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本文认为，这一百年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此处还要补充一点，文章不是历数各界各家的态度，而是阐述社会的主流态度。

1、尊孔立教与“打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时期

辛亥革命之后，皇权倾倒，政局混乱，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俗、信仰，一时之间都是要不得的封建反动之物，整个社会，尤其是新一代青年的思想都十分混乱，不知道国家与个人的前景如何，云汉渺茫。正因如此，一些主张“因循之变”的人士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民风民智本不能适应遽变，通过革命彻底颠覆旧政制是莽撞的做法，如今革命已致使旧政统消亡，道统混乱衰微的迹象也已迫在眉睫，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说，老百姓为人处世的“老道理”很可能丧失约束力，社会有“道德失范”的危险。于是，在政统已然垮塌的情况之下，康有为、严复、陈焕章、杨度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屡次要求北洋当局定孔教为国教，要求把孔子的学说写入宪法。其实，支持孔教者各怀心思，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严复严几道先生。

在辛亥革命巨变之前，严复先生曾明言，“孔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然而，清廷的轰然倒台与隐约可见的乱世危机，让严复转而支持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孔教主张，尽管他对康有为、陈焕章、杨度等人的一些做法不尽认同，但还是名列杨度炮制的“筹安六君子”之首，公开支持袁氏称帝。后人对严复先生的举动多有诟病，认为他晚节不保。其实他的良苦用心，只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政统可亡，皇帝可去，唯独文化体系不可崩溃，尊孔子不是为了立国教，而是为了挽救已经岌岌可危的国民道德，不让民众滑向百无禁忌、无所敬畏的放荡境地。随后的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不正应验了严复先生的远见与忧虑吗！

问题在于，70年自强变法的失败之路与“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让中国的精英乃至普罗大众对传统体制丧失了耐心与信心。更重要的是，当时文化界人士认为，历经2000年的传统文化已经僵化与迂腐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没有改造的希望和余地以化解文明的总体危机，而且正是因为传统文化奴役民心，遮蔽民智，使辛亥政治革命能破却不能立，最终没能确立新国体。有鉴于此，中国必须重造新的人格类型与文化理念，方有可能确立良性的政治制度，用陈独秀的话说，“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至此，晚晴末期的“道器”、“体用”、“本末”之辩已蜕变为，器、用、末之所以未能救治中国的沉疴宿疾，是因为文化的禁锢。所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主流态度已经不是学习西学、西政来改造、中和传统文化与政治的问题（“中体西用”为代表），而是要求以西方的理念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是一种彻底改变与全盘西化。因此，政治革命之后的革命中心问题是文化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理念（乃至整个传统体制），不管是否与孔子本人有关，都在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荫蔽之下。因此，要重建人格类型与文化理念，就必须推倒以孔子为标志的整个体制，必须“打孔家店”，如此方可能摧毁旧传统，启蒙新思想，塑造“新青年”，改造国民性格以成就政治制度。

加之陈焕章等人的国教运动与袁世凯的称帝逆行遥相呼应，与后来的张勋、段祺瑞等人也是暗通款曲，试图延续传统体制。袁世凯在1913年6月22日颁布的《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说：“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公允地说，这一席话未必不对，称帝之举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个人野心，其中也包含着重建政治与道德秩序的努力。传统保守势力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鼓吹“民国不如大清”的舆论，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这场孔教运动还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与支持。但它毕竟是违逆中国历史大势的“反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新一代文化人对旧文化的敌视与决裂的态度。

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普遍看法。尽管各人关于如何立新的观点众所纷纭，主义泛滥，但彻底弃旧却是众人一致同意的。纵观当时文化界诸领袖之态度，无不以反对传统文化、反对孔子为己任。李大钊、钱玄同都是其中最激进的人物。李大钊直斥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1918年3月14，钱玄同在答复陈独秀的信件中写到，“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其态度之绝决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诸领袖之领袖陈独秀更是从政治制度、经济财产观念、家庭男女关系等视角，全面、深入、系统批判旧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篇幅所限，仅以“财产权”为例说明之：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国人）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讨论

首先，新文化运动既开启了中国“弃旧觅新”的文化历程，也注定了孔夫子与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中国江河日下的走势。新文化运动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以及新青年一代学生积极结社倡导各种社会解放运动，例如妇女解放、个人解放、政治解放等，彻底颠覆了传统礼教与孔子的圣人地位。加之，西制崇拜与各种“西来主义”蔚然成风，时人视“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为天经地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附会全盘西化者比比皆是。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一篇社论感叹，“最近二十年来，…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己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如此之后，中国的圣坛之上再无昔日的孔夫子，尽管中间也有反复，但始终没能形成气候。

其次，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卸下历史重负，荡涤传统文化的渣滓与流毒，焕发新的生命力迈出了最彻底的一步。这本是国人“反思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好时机。可惜，随之而来的“内忧外患”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破旧立新的总体文化改造工程半途而废。20世纪20年代之后，军阀战争、工人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接踵而至，几代学者与青年人多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之中，根本没有闲暇仔细研究、思考新旧中西之批判与融合问题，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同时也使得后来关于传统文化与孔子的讨论边缘化、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