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解读·文化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历程与现代价值

2、“尊孔祭圣”与“打倒孔家店”：国民政府时期：

孔夫子和传统文化的角色在新文化运动之后10多年都十分难堪，社会寻求变革的气氛十分浓厚。一时之间，“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等观点都成了保守派，而“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等俨然成为社会主流，渐变改革在思想领域已经让位于全变、激变。

然而，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乃至汪精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有较大出入。在《中国之命运》这篇作为建国纲领的著名文论中，蒋介石把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国民的心理与伦理建设确立为中国建国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反帝自强”的主张固然值得赞扬，但文化界只求变不求常，只知西不知中，普遍丧失了文化的自尊自信，“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 而且，各种舶来的学说与争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 因此，蒋氏主张，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而应当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并使之扩充光大，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纲领，凝练传统文化之精华以建设国民心理。

这篇文章虽为陶希圣主笔，但却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10多年文化政策的总结，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的提炼。早在1933-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把“四书五经”编为教科书，在广东等各省的中小学推广阅读。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进行“尊孔祭圣”的决议，以每年的8月27日为“孔诞纪念大典”日，在全国学校举行纪念活动。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掀起的“新生活运动”全面推行他的文化理念。此外，他还亲自编写了《手定生活标语十七则》，其中第二则即为“要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并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为中华民族固有道德，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与外国列强“讲平等”。

公允地说，蒋氏与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的文化主张也不失为中国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一次契机，但这次契机几乎不可能实现。原因有三：

首先，文化界“中弱西强、中低西高”的偏见早已经深入骨髓，形成定势。1934年8月27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首次祭孔活动，发表尊孔演说。文坛领袖胡适、鲁迅随即撰文批驳，胡适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文章，也再次掀起了对旧文化的批判高潮。

其次，持续的内战与巨大的亡国危机没有给文化讨论机会，不论是尊孔，还是打孔，其影响力较之新文化时期的影响力都更为有限。而且，战争期间，一辈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文人境况都十分艰难窘迫，更勿论现实的社会影响力，尽管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力挽狂澜，但收效甚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场文化争辩为政治斗争与抗击外辱所裹挟，不可能有深入的学理思考与广泛的社会影响。1930年代，除了国民党尊孔祭圣之外，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后也在华北等地区每年春秋两季大搞“祭孔”活动，鼓吹“中日文化同文同源”，妄图奴化民众意识。在此局势之下，1936年9月与10月，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相继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与《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要求全面系统批判传统文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并把新文化运动的“打孔家店”的口号进一步升格为“打倒孔家店”。这里要强调一点，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为《吴虞文录》所作序言中提出的口号原文为“打孔家店”，这一辈学者“打孔家店”的真正目的，用李大钊的话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此时陈伯达升格为“打倒孔家店”，其反孔反传统的用意与态度已然是要全盘抛弃传统，彻底隔断历史。随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要彻底破坏帝国主义文化与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这为建国之后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政策定下了基调，也预示了后来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可悲际遇。